保供前提下如何实现高产低碳协同
与会专家认为,农业领域排放是生存性排放,农业减排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前提下,同时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与会专家介绍,我国甲烷排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际挑战。国际作物生产领域甲烷排放比例约占一半,我国此比例约为60%,农田甲烷减排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因为地力、土壤、生态环境等条件差异,不同区域甲烷排放差异非常大。在水稻生产过程中土壤会产生甲烷,通过耕作措施可以改良土壤增加氧气,使一份甲烷氧化变成一份二氧化碳,增温潜力就能显著下降。研究发现,全国超级稻品种尽管产量差异不大,但甲烷排放差异显著。现代高产水稻品种和传统品种相比是减排的,高产和减排可以协同。栽培技术如控水能显著增加氧气减少甲烷。水稻栽培前期因为要分蘖、保苗不能控水,中后期要抽水和减排是协同一致的。产量形成关键期、排放高峰期、排放潜力期都在前期,要解决前期控水而不影响产量、减排丰产协同等技术问题。
与会专家建议,首先要全国统筹,分区施策。依据国家粮食安全、双碳目标和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战略,统筹设计全国稻田甲烷减排行动方案和中长期实施计划;针对我国主要水稻产区甲烷排放和稻作模式特征,分区确定减排技术方案和稻作模式,因地制宜实施。其次是科技赋能丰产减排。创新丰产减排固碳协同的稻作理论,阐明三者协调的调控途径和技术潜力;选育高产低排水稻品种,研发丰产减排协同的关键共性技术和多功能复合产品;开展品种、技术与产品的集成创新,构建减排固碳丰产技术体系。第三、政策创设,机制激励。多渠道融资以及中央和地方政策配套,建立农业减排基金等激励机制,探索甲烷减排交易市场;建立基于行动的核查机制,降低检测成本。同时,还要提高公众认识,提升全民参与积极性;强化国际合作,促进知识与经验共享。
通过减排,农民能不能增收?与会专家认为这要靠生态机制转换,如通过碳交易,把稻田减排技术变成稻田减排的碳交易产品,国家和地区有减排基金支持,就有可能使农民减排能增收。
与会专家介绍,近30年,全球畜牧业排放增加了21%,预计到2030年还会继续增长。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从2.1亿吨增加至3.5亿吨,预计到2030年还会继续增加至3.9亿吨。在我国畜牧业排放构成中,肠道发酵约占80%,粪便约占20%。我国人均畜牧业排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刍动物单位畜产品排放量高于其他国家,粪便管理占畜牧业排放偏高。
与会专家认为,减排的潜力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也取决于各种措施的推广。如应用低蛋白日粮蛋白降低一个百分点,粪便中氮排放量减少约10%,氧化亚氮的排放也会降低。目前畜牧业减排存在没有国家重大项目支持,核算监测多、缺标准不规范,常规技术多、颠覆性技术缺乏,激励不明确、积极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她建议争取重大项目探索机理机制,建立相应标准,创新技术、工艺、集成示范,尝试低碳标识、碳交易等激励机制。
如何增加我国农林碳汇
与会专家对于碳汇/源的概念和产生、碳核算方法、如何增加农林碳汇等进行了介绍和分享。
碳汇概念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明确提出。从大气里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称之为碳汇。相反,向大气里排放温室气体叫做碳源。目前认为,光合作用是大气二氧化碳进入生物圈唯一的路径。但光合作用吸收的碳并不能完全被生态系统固定下来,还有很多途径部分碳会释放,剩下的部分能够保存下来的叫作净生物群系生产力,这个过程叫做碳汇。碳汇不是静态概念,而是动态概念,必须从时间段来看。如森林在生长旺盛时是碳汇,遇到采伐或自然灾害就是碳源,尤其人为毁林是非常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头。
与会专家介绍,对碳汇要区分人为或是自然过程的碳汇,碳中和的目标很明确,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要靠人为的二氧化碳清除技术进行中和。农林碳汇核算时土地分为农地、林地、草地、湿地、居住用地、其他土地六类。每类土地分为六类碳库/源,包括地上/地下生物量、凋落木、死木、土壤碳,收获的木产品,每类可以用损益法、储量变化法两种方法来评估,他们之间会存在碳转移。近几年,林地每年产生约8亿吨碳汇,农地每年产生约5000万吨碳汇,草地每年产生约1亿吨碳汇。六类土地每年产生约10-11亿吨碳汇量,大概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1%-12%。
“农林固碳好比海绵吸水,首先要尽可能做大,能吸更多的水。同时要保护好它,减少它的压力,不然吸进去的水一用力就挤出来了。”与会专家建议,要保护现有农林生态系统已经储存的碳,通过生态空间管控,减少毁林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等造成的碳排放。提升农林生态系统固碳效率,扩大国土绿化面积增加碳汇容量。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在23.04%,“十四五”提出要增加到24.1%,2030年要提高到26%,2060年达到2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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