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生物质能源化利用还主要以以发电为主，其他非电利用方面发展较为缓慢。同时，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虽已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但这样的优势产业如今却面临行业电价补贴拖欠资金已超265亿元，且随着发电量的增加而不断累加，农林生物质发电作为生物质发电乃至可再生能源发电中唯一需要付现购买燃料的电源类型，面临国家电价补贴拖欠常态化和燃料成本高企的双重挤压，企业生存举步维艰，截至目前行业已停产或半停产的项目民企占比70%。”长期关注行业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主任袁爱平坦言。

“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巨大，项目收益率低，投资回收期漫长，电费是唯一收入来源，对于现存的补贴项目，其中有些项目的补贴占总收入的比例在50%以上，而且即便补贴发放以后，也并非足额给付。”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九洲集团董事长李寅指出，如此这般常年的拖欠，导致企业现金流逐年恶化，补贴不及时发放以及不足额发放，企业现金流严重不足，对抗风险能力和融资能力较差的民营企业而言，面临着低价乃至折价出售电站或者对金融机构违约的窘迫境况，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即便是资金实力雄厚的中央能源企业也出现了应收账款大于营业收入的情况。

据了解，2021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风电和光伏发电等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这个文件针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补贴资金滞后、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问题提出了纾困办法。

“各种方法推进缓慢，至今没有一套成熟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本次提交的建议中，李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和金融多重手段，着力化解存量新能源电站的流动性危机，将可再生能源拖期及时并足额的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发放到企业。建议国家发行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债券等手段，尽快解决存量发电项目补贴拖欠问题。

“生物质资源零碳属性决定了它是一种多元化利用的零碳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远远大于其能源价值。随着可再生能源电价的补贴退坡和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到期问题，生物能源的生态环境价值如何体现，就显得非常迫切。”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认为，未来有三种途径可以实现生物质能生态环境价值：一是收取处理费，类似垃圾焚烧发电，当地政府给予一定的处理费。二是核发绿证，与碳市场碳足迹核定挂钩。三是向高碳能源征收碳税，来体现可再生能源的生态价值。

在本届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提交的《关于促进农林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的建议》中也提出，我国现状生物质能源化问题较多，主要是因为产业链尚未形成，相关产业规模化不够。人们常将生物成型燃料和生物质露天焚烧的传统利用模式相混淆;加上我国当前生物质成型燃料工业化标准体系尚不完全，生物质燃料往往不易被划为“清洁”行列。因此，产业起步阶段需要加大政府扶持与引导力度，建议应通过政府发文，明确农林生物质燃料是清洁能源，同时，重视农林生物质燃料的公益特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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