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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3.1秸秆优质化能源产量及区域差异　　2009-2016年中国秸秆优质化能源产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图1)，从2009年的119.63万t标准煤上升到2014年的534.43万t标准煤，随后下降至2016年的508.51万t标准煤。华东地区是中国秸秆优质化能源的主产区，2016年年产量占全国的37.62%。其次是华中、华北和西南地区，2016年秸秆优质化能源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9.69%、14.22%和10.06%。

3.2秸秆优质化能源产量结构　　从能源结构变化看，中国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方式已逐渐从以生物气化为主改变为以固化成型为主(图2)。生物气化能源产量从2009年的65.56万t标准煤上升到2016年的208.08t标准煤，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从2009年的54.81%下降到2016年的40.92%。固化成型能源从2009年的43.75万t标准煤上升到2016年的280.18万t标准煤，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从2009年的36.57%上升到2016年的55.09%。可见，固化成型正逐渐成为中国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发展方向，这主要是因为秸秆固化成型后的燃料比重大、体积小，便于储存和运输，因此相对于其他利用方式更受消费者欢迎。但固化成型过程耗能较大，降低了其净能源产岀[24，25]，因此应努力探索生产过程能耗低的固化成型工艺以实现净能源产岀的最大化。热解气化和炭化则发展缓慢，在秸秆优质化能源总量的比重较低，且年际间波动较大。

从2016年中国各省份秸秆优质化能源结构看(图3)，以生物气化为主的共有12个省份，具体包括：华北地区的北京、山西和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吉林，华东地区的福建和江西，以及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所有省份，这与温度、沼气原料可行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程度有关。以固化成型为主的省份有华北地区的天津、河北，东北地区的辽宁和黑龙江，华东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山东，以及华中3省。热解气化超过10%的省份只有北京、山西和吉林，分别为14.12%、16.40%和12.81%。秸秆炭化能源比重超过10%的省份有天津、浙江和湖北，分别为29.30%、11.51%和18.93%。可见，目前中国大部分省份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主要以生物气化和固化成型为主，其中生物气化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和华南地区，固化成型则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和华中3省，热解气化和炭化仅在少数省份有一定分布。

3.3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　　采用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秸秆优质化能源产量来反映各地区的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表1)。从年际变化情况看，中国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从2009年7.54kg标准煤/hm2上升到2016年的30.51kg标准煤/hm2，年增长率为22.96%。2016年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最高的是上海、海南、北京和浙江，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49.3.96，3.78和3.48倍，其后依次是江苏、天津、辽宁和河北，其他省份都低于50.00kg标准煤/hm2。　　2009—2016年全国7大区域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见表2。华东地区开发利用水平最高，从2009年的12.36kg标准煤/hm，上升到2016年的50.34kg标准煤/hm2，增长率为22.22%，其中2016年开发利用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5倍;华北地区的开发利用水平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9年的11.72kg标准煤/hm2上升到2016年的34.46kg标准煤/hm2，2016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3倍;其他地区由于2009年的基数较低，因此尽管近5年来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但开发利用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2016年的开发利用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2.03%，64.27%和70.76%。

3.4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的影响因素

3.4.1贡献率分析　　各类因素对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的影响结果见图4-6。曲线表示各因子在其他因子取均值时，该因子与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之间的关系。模拟结果表明，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环境因素对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省际差异的贡献率为37.10%，35.60%和22.30%。各指标中，人均纯收入和饲草需求强度的贡献率超过了15.00%，另有区域类型、财政投入强度侬村人均用电量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的贡献率也超过了10.00%，其他指标的贡献率相对较小。可见，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主要取决于供需因素，环境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影响。纵坐标取值范围反映了各因素对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的影响幅度，人均纯收入和财政投入的增加对于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的促进幅度最大。　　3.4.2供给因素的影响　　供给因素中，首先，在其他条件取均值条件下，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随着粮食播种面积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取值范围在25.00~40.00kg/hm2范围内波动(图4a)，表明粮食作物秸秆供应量决定了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叫其次，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随着饲草需求强度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取值范围在25.00~50.00kg/hm2范围内波动(图4b)，这是因为在饲草需求强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主要是农区，畜禽养殖主要依赖商品化饲料，饲草需求强度可以反映大型牲畜的养殖规模，其产生的畜禽粪便可以与秸秆一起作为生物气化的原料，因此对秸秆生物气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饲草需求强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是牧区或半牧区，大型牲畜和牛饲养以饲草和秸秆为主，因此对秸秆能源化利用有着竞争性影响叫第三，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随着机耕面积比例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取值范围在27.00~46.00kg/hm2范围内波动(图4c)，与前文的假设相符，即机耕面积比例比较高的地区，秸秆的还田比例较高，可用于能源化的秸秆资源量受到竞争性影响。　　3.4.3需求因素的影响　　需求因素中，在其他条件取均值条件下，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随着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用电量的增加而增加，取值范围分别在10.00?80.00kg/hm2和25.00?45.00kg/hm2范围内波动(图5a和5b)，表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用电量需求的增加，更倾向于利用秸秆开发可再生清洁能源。其次，秸秆优质化能源开发利用水平随着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取值范围在27.00~42.00kg/hm2范围内波动(图5c)，可见人多地少的省份更倾向于开发秸秆优质化能源，这与前面的假设相反，主要是因为人多地少的地方，通常每家每户的秸秆资源量较小，对于农户自行资源化利用的激励较小，但却有利于集中开发利用，为固化成型等商品化能源利用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秸秆优质化能源利用开发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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