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山东、河南等污染物限制排放重点省份，部分生物质发电厂被要求在严重污染天气必须跟随环保应急响应机制联动限产或停产。随着国家环保标准趋严，多地还要求生物质能发电厂要像燃煤电厂一样进行“超低排放”改造，但却无法给予生物质发电厂类似燃煤电厂所获得的每千瓦时0.01元的补贴电价，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生物质项目的投资运营成本，无异于给原本脆弱的生物质能产业又施加了一记重锤。

5.较长的补贴资金支付周期给产业资金周转带来了极大困境　　由于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一直存在巨大的缺口，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补贴资金支付周期较长，对开发企业的资金拖欠问题很长时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仅就生物质能发电而言，项目具有投资巨大、收益率低、投资回收期长、盈利模式单一等特征，电费往往是项目的唯一收入来源。有些项目的补贴占总收入的比例在50%以上。此外，补贴发放一般也不能足额给付，常年累月拖欠下来，导致许多开发企业的现金流逐年恶化，生产经营遇到极大困难。据初步统计，生物质发电存量项目的补贴拖欠时间平均达三年以上，拖欠补贴资金的总额在400亿元以上，约有50%生物质发电项目因无法支付燃料款而影响了正常运行。补贴发放的不及时和不足额，使相关企业的现金流严重不足，对于抗风险能力和融资能力都较差的民营企业而言，面临着低价乃至折价出售电站或者对金融机构违约的窘迫境况。即便是资金实力雄厚的中央能源企业也普遍出现了应收账款大于营业收入的情况。

三、产业发展路径

(一)提高发展站位　　由于生物质能具有可再生、本地化、资源丰富、供应稳定、碳中性等特征，完全符合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客观需求，因此，在制定生物质能发展战略和规划中有必要提高产业发展站位。具体的思路是：(1)站位于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力争在其中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2)站位于提高国家能源安全。从推动能源转型、提高能源安全等国家战略目标角度来进行战略定位，改变将生物质能归到可有可无的能源类型的思维定式;(3)站位于国家环境安全。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曾指出：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关系到6亿多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关系到农村能源革命，关系到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件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大好事。因此，应将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作为生物质能的发展方向;(4)站位于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在北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行动中不断开拓生物质清洁供暖市场;服务美丽乡村建设，拓展生物质能的应用;结合零碳乡村建设，在农村地区发展现代生物质供热、供气，不断提升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提高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站位带来的积极效果将包括：有利于统一思想认识，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减少发展障碍，获得发展优势。在消费处于恢复性增长的前提下，突破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瓶颈，为产业选择一条发展新路线，以尽快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

(二)选择新路线　　当前，总体上传统的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路线仍然是单一的废弃物处理和单纯的替代能源的概念，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资源短缺、成本提高、市场壁垒、不受重视等问题也基本由此产生。生物质能产业要开创新发展格局，需要在发展理念上和发展思路上做出大的改变，善于发现新的发展路线，这条新路线就是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即由生物质能资源、技术、开发价值所具有的多元化所决定的。

多元化发展路线的重点是以多元化的优势，拓展多元化的市场：(1)推动生物质发电产业转型升级。一是往支撑性电源方向转型。由于生物质可稳定发电，年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可达到7000小时以上，远高于光伏发电的1000余小时和风电的2000余小时，并且生物质发电比光伏发电和风电更稳定，未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煤电成为支撑性电源，为电力系统提供基荷。如果能同时发挥调峰作用则效果更为显著;二是往热电联产方向转型。热电联产是生物质能的高效利用方式，是我国推动的北方地区清洁供暖的有效方式之一[5]。

但目前热电联产项目的比例还很低。截至2022年底，我国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约占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的30%，尤其对垃圾和沼气发电而言，供热项目比例更低，绝大多数项目运营主要依靠电价收入，盈利模式过于单一(李寅，2023)[6]。因此，应将热电联产作为未来我国生物质发电项目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三是鼓励生物质发电降碳项目的发展，通过生物质能和碳捕集与封存(BECCS)技术实现减碳;(2)鼓励非电产业发展。积极发展生物质供热、生物质液体燃料、生物质航空煤油、生物质氢气等;(3)关注生物副产品开发。包括生物有机肥、活性炭、食品用液态二氧化碳等等，这些产品的发展可显著提高相关项目的经济性;(4)强调产业发展的综合效益(价值)。如果将生物质能作为单纯的能源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将生物质能发电与煤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相比，将生物成型燃料、生物液体燃料和生物天然气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相比，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价格都处于劣势。但如果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带来的综合效益，则生物质能发展就具备了更多的优势，即便成本较高，但也完全有必要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例如，《“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开展生物质发电市场化示范，完善区域垃圾焚烧处理收费制度，还原生物质发电环境价值。假如这一点得以贯彻，则垃圾发电项目就可作为环境工程，成为公共事业而非商业化项目进行管理，完全可能名正言顺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从而有效解决项目开发过程中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三)引入新机制　　在《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之初，为解决当时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问题，我国专门建立了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高出煤炭标杆电价部分进行补贴。但在补贴缺口连年增长，特别是在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逐渐接近平价之后，国家已逐步减少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补贴(即所谓的补贴“退坡”)，所有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今后均走向市场化发展的道路。　　由于生物质能发电成本还没有像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一样实现平价，因此，补贴“退坡”对生物质能发电的影响相对较大。单纯依靠电价补贴机制的发展模式，已经使生物质能产业发展陷入困境，亟须引入新的发展机制解决目前生物质能发展的高成本问题。

目前来看，未来最有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新机制有二个：(1)碳交易机制。生态环境部在2020年12月31日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其中的第29条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核证资源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销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光伏、风电、生物质能供热及发电等项目均可开发出国家核证减排量(CCER)，并进入全国碳市场甚至进入全球碳市场交易。目前，国家正在积极准备重新启动CCER市场;(2)绿证交易机制。2020年1月20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号)，提出了全面推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自2021年1月1日起，实行配额制下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以下简称绿证)，同时研究将燃煤发电企业优先发电权、优先保障企业煤炭进口等与绿证挂钩，持续扩大绿证市场交易规模，并通过多种市场化方式推广绿证交易。企业通过绿证交易获得收入相应替代财政补贴[7]。2022年11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能源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再次提到了绿证市场[8]。但与2017年发布的《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比较，一些提法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是技术范围变化。今后绿证核发范围将覆盖所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而不仅仅限于陆上集中式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也被纳入，这对于生物质未来发展是个利好政策;二是原则上允许绿证转让。原来只能购买而不能转让，现在允许买到的绿证转让，可以进入二级市场，这也是一个明显进步。

(四)利用新技术　　要构建生物质能发展新格局，推动技术创新不可或缺。在推动生物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众多新技术中，应重点关注以下技术：(1)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技术(BECCS)。该技术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之一。它将生物质能与碳捕集封存技术相结合，从吸收二氧化碳的植物中提取能量，捕获提取植物物质燃烧时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最后将其封存于地下，实现负碳排放。《“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探索生物质发电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相结合的发展潜力和示范研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3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也提出BECCS是“能将近几百年来被大气吸收积存的CO2吸出(移除)的技术”，可有效减少生物质利用时重新排放到大气中的排放量，从而产生负碳排放效果;(2)生物制氢技术。我国在生物制氢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发酵法生物制氢技术已实现突破。

早在1990年哈工大的任南琪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在开展工业废水厌氧处理技术研究中就发现了产氢的现象。这项研究以活性污泥(混合菌)作为产氢菌种，解决了菌种流失的瓶颈问题。同时发明了一个反应器，并在1992年获得了发明专利。(3)生物炭技术。生物炭的使用有助于减少土地使用的碳排放，生物炭应用于土壤富集每年可抵消土地使用中12%的二氧化碳排放;向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可以改善土壤健康状况，提升农业生产力，同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约八分之一。生物炭还可以长期封存二氧化碳，达到年吸收25亿吨二氧化碳的效果;(4)生物航煤。生物航煤是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的航空煤油。原料主要包括餐饮废油、动植物油脂、农林废弃物等。与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相比，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最高可减排50%以上，是实现航空业二氧化碳减排最有效的手段。

四、结语

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处于困境之中，出现了发展动力不足、市场环境恶化、自身竞争力减弱、整体发展滞缓等趋势。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包括原料成本较高、产业规模较小、市场壁垒增加、政策变动较大、补贴资金支付周期较长等。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决策部署，旨在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可靠的条件下，通过推动绿色、低碳为主要特征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产业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因此，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所有非化石能源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是本地化能源、是资源丰富的能源、是稳定性能源、是碳中和能源，符合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生物质能产业应主动顺应新型能源体系建立的时代要求，积极寻找新发展阶段的新路径，发挥优势、创造条件、主动作为，才有摆脱困境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具体的路径选择思路是提高产业自身发展的站位，注意选择新的发展路线，积极引入新的发展机制和开发利用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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